决策与协同：基于大数据的公共安全战略

本书基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以多元利益和决策主体需求为导向的公共安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战略政策研究及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从学术上讲，研究团队提出的框架、观点和建议是对公共安全理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以及应急管理情报体系建设等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是这些领域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有利于丰富公共安全学科、公安学和公安情报学等学科专业内容。从应用价值看，研究框架、观点和建议对于公共安全实战部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决策与协同：基于大数据的公共安全战略》主要包括公共安全信息化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大数据的思想理论基础、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基本类型、研究进展；国内外公共安全信息化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大数据的战略政策实践、发展路径；公共安全决策的内涵、过程、模型以及公共安全决策能力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公共安全决策需求导向的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总体框架等内容。

马德辉 博士, 副教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生导师。从事公安情报理论、公安情报分析、外国情报机构等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编写、翻译教材、专著多部，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任《情报杂志》编委。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认识的进步及不足
1．1．2 建立体制机制
1．1．3 制定国家战略
1．1．4 树立法治思维
1．2 研究价值
1．2．1 推动深化平安中国建设
1．2．2 实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1．2．3 健全国家公共安全体系
1．2．4 完善我国安全学科内容
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分析
1．3．2 实地调研
1．3．3 专家访谈
1．3．4 会议交流
1．3．5 归纳演绎
1．4 研究内容
1．5 创新之处

第2章 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思想理论基础
2．1 公共安全思想理论
2．1．1 政策实践
2．1．2 思想观点
2．1．3 基本概念
2．2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
2．2．1 兴起发展
2．2．2 理论观点
2．2．3 基本概念
2．3 公共安全信息资源
2．3．1 基本内涵
2．3．2 特点类型
2．3．3 研究进展

第3章 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政策实践
3．1 国外战略政策实践
3．1．1 国家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政策
3．1．2 国家大数据开发利用战略政策
3．1．3 政府数据资源开放战略政策
3．1．4 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政策
3．2 国内战略政策实践
3．2．1 国家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政策概要
3．2．2 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政策

第4章 决策需求导向的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框架
4．1 公共安全决策的内涵、过程、模型
4．1．1 公共安全决策的内涵
4．1．2 公共安全决策的过程
4．1．3 公共安全决策的模型
4．2 公共安全决策能力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4．2．1 公共安全决策能力及构成要素
4．2．2 公共安全决策能力的PSIR动力模型
4．2．3 公共安全决策能力的数理分析与实证分析
4．3 公共安全决策需求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框架
4．3．1 公共安全决策需求
4．3．2 决策需求导向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框架

第5章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体制机制
5．1 知识密集型的公共安全大数据工作委员会管理体制
5．1．1 我国公共安全管理体制
5．1．2 我国公共安全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
5．1．3 知识密集型的公共安全大数据工作委员会
5．2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放共享运行机制
5．2．1 公共安全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多元协同模式
5．2．2 培育公共安全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多元文化
5．2．3 构建公共安全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统一平台
5．3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评价体系
5．3．1 评价指标
5．3．2 评价标准
5．3．3 评价方法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6．2 缺陷不足
6．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关乎人民安居乐业，关乎社会安定有序，关乎国家长治久安。近年来，世界呈现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犯罪国际化趋势，国内存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社会失范、道德滑坡等问题，我国公共安全面临的各种风险和问题日益增多，其中包括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源自于社会矛盾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在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在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高度“耦合”的今天，为了应对各类公共安全风险和问题的挑战，不断满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广大公众、国际机构、协同部门等公共安全多元利益和决策主体的常态决策与突发事件决策的情报信息需求，需要深入研究公共安全决策需求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内在机理和基本规律，夯实大数据驱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政策基础。在风险社会、信息社会以及大数据时代共存的大背景下，大数据驱动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和各类突发事件的战略能力，是满足公共安全多元利益和决策主体常态决策和突发事件决策情报信息需求的基础工作。因此，对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有助于发挥情报信息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中的基础作用，在服务公共安全多元利益和决策主体中的参谋作用，以及在提升预测、预警、预防公共安全各类风险能力中的先导作用。
　　公共安全理论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是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石。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将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理解为“利用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及科学方法和工具，对国家公共安全机关部门内部产生和外部获取的信息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和深度利用，构建组织、文化、技术、社会等一体化融合机制，提高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的总体利用效率和效益，为公共安全多元利益和决策主体的日常决策和突发事件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服务”。更为重要的是，概念界定和理论认知不能脱离实践发展，国家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全面进步和深入发展是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政策研究的实践根基。实践表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信息化建设、大数据开发利用、政府数据资源开放以及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战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我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近年来，密集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等战略政策和顶层设计。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大数据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变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必然对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产生深远影响。研究发现，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数据库时代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互联网时代的体现，那么目前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则已经迈进了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时代。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也必然要顺应这一伟大变革和历史大势。
　　情报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其最终目的是使决策和行动最优化。公共安全决策需要情报信息的精准支撑，获取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离不开对信息资源，特别是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如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所认为的那样，决策应该是由数据驱动的，而权力和情绪偏见对决策起不了作用。研究认为，大数据驱动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重要基础，情报需求和信息需求是核心环节，服务于公共安全多元利益和决策主体的常态决策和突发事件决策是目标导向，这3个层次共同构成了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政策研究的框架。从本质上讲，框架的三大层次是一个从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到情报信息需求，再到公共安全决策的逐次递进的过程；是一个“数据—信息—知识—情报—决策”信息链条纵深延展的过程；是一个实现信息增值、知识服务、情报共享的过程；是一个情报先导公共安全决策的过程。因此，大数据驱动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满足公共安全决策需求的增值过程，需要全面提升大数据驱动的信息采集、处理、传输、共享、传递、安全防护等能力，不断构筑情报信息优势，提高公共安全决策的质量和效力。一言以蔽之，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一个集公共安全各领域的综合信息平台、国家公共安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大数据平台，公共安全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公共安全信息资源交换和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安全体系，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体系，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对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支撑等在内的庞大、复杂的生态系统。因此，需要全面研究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政策，提炼大数据环境下情报信息服务公共安全决策的基本规律。
　　责权分明、协调运行、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是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保障。调研发现，我国公共安全信息化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建设的问题，信息资源安全防护的问题，信息系统对接不实的问题，情报信息不能充分共享的问题，特别是公共安全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体制不顺、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在目前主导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之下，设立公共安全大数据工作委员会就十分必要，它可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务院部委协同工作，统一指导和协调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公共安全相关领域的部级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同时，上述公共安全各领域在部（委）、省（厅）、市（局）、县（局）等层级均整合、重组或新设大数据工作委员会，负责本领域本层级的信息化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及大数据工作。从本质上讲，公共安全大数据工作委员会体制是一个中央、地方、行业纵横交错的一体化管理体系。从运行效能上讲，各层级公共安全大数据工作委员会的组织结构采取知识密集型的网络组织结构模式，利于情报知识的创造与多向合理流动，有助于充分实现情报知识服务公共安全决策和实战的价值。
　　情报信息共享是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解决部门利益掣肘的关键。构建大数据驱动的信息资源开放共享运行机制是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必然要求。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大数据资源是信息资源的新形态，是国家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战略资源。国家必须主动拥抱和积极适应大数据时代和数据新常态，以大数据思维方式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创新发展。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需要对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公共卫生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等各领域的大数据信息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全面开发、深度应用。相对于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等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工作而言，大数据驱动的开放共享协同机制可以视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机制之一，这是因为大数据等信息资源不能开放共享，就无法满足公共安全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和决策需求，提升公共安全常态决策和突发事件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就失去了情报信息基础，大数据等信息资源的开发也就失去了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遵循国家信息化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大数据工作的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基础上，公共安全领域应积极建立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多元协同模式，努力培育大数据开放共享文化，加快搭建大数据开放共享平台，通过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机制和举措，充分实现大数据资源的战略价值。同时，积极倡导大数据驱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多边主义和互惠共赢，全面反对大数据信息资源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利己主义。
　　总之，以多元利益和决策主体需求为导向的公共安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战略政策研究及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从学术上讲，研究团队提出的框架、观点和建议是对公共安全理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以及应急管理情报体系建设等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是这些领域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有利于丰富公共安全学科、公安学和公安情报学等学科专业内容。从应用价值看，研究框架、观点和建议对于公共安全实战部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多元利益和决策主体情报信息需求的原理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内在关系、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之下建立公共安全大数据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大数据开放共享文化的培育、公共安全大数据协同平台的机制，都有助于公共安全信息化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大数据工作的发展和能力的提升。就社会影响和效益而言，研究建议和观点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基于准确及时的情报信息感知和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由于公共安全是研究如何预防天灾人祸对国家发展和社会公众造成危害和损失的重要领域，所以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既要为政府机关部门提供情报信息保障，更要为社会公众等其他主体开放共享相关数据信息。公共安全多元利益和决策主体的观点恰恰强调了大数据驱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属性。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公共安全决策需求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 13BTQ017）的研究成果。感谢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包昌火先生和北京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的赖茂生教授的悉心指导，以及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的辛苦付出。特别感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国家信息化政策制定相关部门以及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通信信息中心、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等省部级公共安全部门的信息化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部门接受我们的调研。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等高等院校相关专家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特别感谢项目评审专家的辛苦付出和中肯意见。最后，感谢家人的长期理解和支持。
　　由于公共安全信息化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及大数据工作具有行业性、专业性、保密性等特点，也由于研究方法、手段和能力的局限，书中若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建议，我们会继续努力，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